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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刑犯执行前给他一封信:如果有来生一定不会去犯罪

2019年08月14日 04:14 来源:新京报 

  和重刑犯的7000次谈话

  杨旭东走出看守所,作为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,工作的十多年里,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。 A14-A15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常卓瑾

监区办公室内挂着手铐等戒具。

每个监区门口都张贴着劝导向善的宣传画。

投送监狱前,在押人员留给管教民警的信件,写着“不要忘记我”。

  早上是重刑犯监区最安静的时候,重刑犯依法加戴脚镣,整条通道的监室都听得见铁质的脚镣撞击地面的响声。每天早晨,像医生查房一样,杨旭东要进入监室检查,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,细致检查死刑犯的脚镣,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,防止发生意外。

  有需要进行律师会见的、面临开庭的重刑犯,也将由杨旭东带着法警,路过一个个监室“提人”,所有情况里,死刑犯最不愿意面对的是执行死刑。

  杭州市看守所分为男性监区、女性监区,每个监区内有数量不等的监室,为了安全,每个监室内有数量不等的重刑犯和其他在押人员。杨旭东是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,工作的十多年里,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。

  几年时间里,管教的工作都在为整个诉讼服务,让重刑犯平复心态、接受法律赋予他们的判决结果。

  穿黄色衣服的人

  看守所有严格的安全系统,进入看守所需要通过武警站岗的A、B两道铁门,这一项目被叫做“铁桶工程”,除此以外,墙上有高压电网,进入监区则需要通过掌纹锁,监室大门也有锁封闭着。

  一进监区大门,消毒水的气味从鼻子涌进来。2004年,杨旭东刚从特警支队调职到看守所的时候,旧看守所建在山边,七层楼高。南方空气潮湿,到处是氤氲的水汽。抬头往上看,灰色的墙面、狭窄的天空,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网,站在最底层,像掉进井里被困住的青蛙。

  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后,看守所变大了,园区内种着树,到处显得宽敞明亮。不过,对在押人员来说,监室永远是七八米高的墙壁,和从屋顶上钻出来不足五平米的一小片天空。每天,在押人员有两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,三十多平米的场地成了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日常空间。

  还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都关押在看守所,重刑犯监区的则大都是刑期长或已判决死刑的,等终审判决结果下来,他们或被送往监狱服刑,或直接被执行死刑。因此,重刑犯监区关押的也是最难管理的在押人员之一。

  在押人员的衣服用颜色标记身份,以便对在押人员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评估。绿色是疾病人员的标志,红色意味着新进入人员,黄色是最糟糕的颜色,穿黄色的都是重刑犯。

  到了看守所,杨旭东会问在押人员三个问题:

  你是什么身份?

  你为什么被抓进来?

 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?

  这三个问题的标准回答是,我是犯罪嫌疑人,我因为涉嫌犯罪被抓进来,我是来改正错误的。

 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,杨旭东发现,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来引起民警的关注,这样能被叫去谈话。

  和重刑犯谈话

  在重刑犯监区工作的时候,谈话是杨旭东每天做得最多的事。

  早晨上班后、傍晚下班前,杨旭东都要去监室查监,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,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。有一次,有个在押人员看见杨旭东到监室门口,把脑袋低下来了。杨旭东找他谈话,又向同监室的人打听,才知道他看见自己家里的来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,没给他。

 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来信都要经过民警的检查,透露案情的、影响在押人员情绪的会被暂时扣留,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查,而对在押人员来说,这是他们和家人直接联系唯一的渠道。除此以外,家人送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严格安检,带铁丝的、硬塑料的、内衣的钢圈,都要被处理掉。

  为了安全,监室内取消了高台,勺子换成了特制的硅胶软勺,笔用的是定制的纸壳。

  杨旭东最担心意外事故,“这会影响到审判和执行的程序。”

  每个监室口都有两间谈话室,看起来像普通办公室,有办公桌、旋转座椅和电脑、书柜,唯一不一样的是中间透明硬玻璃的墙面和正对面白色的谈话椅。透明墙面是方便隔壁房间的人随时观察动态,而谈话椅是在押人员的座位。

 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,铁质的谈话椅扶手旁边挂着手铐,在押人员们坐在上面,要用手铐把他们和椅子临时固定在一起,以确保安全。

 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长李红觉得,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会大妈,“调解矛盾、化解矛盾,每天一个个地谈话,了解案情、了解家里的情况、身体情况,如果情绪不稳定还要开导安抚。”

  通过谈话,民警留意在押人员的情绪,监控室的黑板上,记录着要重点观察的在押人员,收到裁决书的、律师会见的、判决刚下来的。有在押人员告诉民警张军,他讨厌自己的父母,觉得他们对自己毫不关心,法院开庭的时候,他要求父母离场才愿意开口,但是他信任张军。有在押人员告诉张军家事,他在外面的情人、他隐秘的初恋、小时候和父亲的仇恨……民警成了他们的倾诉者。

 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,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。张军发现,在押人员也会躲在被子里哭,会把家里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。

  张军遇到过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,每天蜷在被子里哭,还企图自杀。张军找他谈话,反反复复劝他找到生命的希望,一次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让他冷静下来。管教的谈话是为了让他们“放松一点”,从案子、对家庭的思念里挣脱出来。

  并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愿意谈话。为了在谈话时让在押人员开口,有民警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员找来了佛经,有民警为了聋哑在押人员学哑语,有民警学了医务知识和画画,杨旭东曾经辗转要来在押人员儿子的照片,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苹果吃,女子分所民警杭国琴在看守所里给在押人员过生日。

  那是个特殊的生日会,半个月前,一位在押女孩的妈妈给女儿写信,在信里“希望管教能给她一个拥抱”。杭国琴买了蛋糕和生日帽,第二天,在看守所的会议室里组织同监区十多个在押人员一起给她唱生日歌。

  有重刑犯给杭国琴写信,说她“比家人更像朋友,比朋友更像家人”,等出狱后,“我会第一时间请你吃蛋糕”。

  女性监区关押的在押人员比男性监区少一些,男性监区的墙上写着《论语》、《弟子规》,女子分所的墙上写的都是和“爱”相关的主题,教导她们“兼相爱”、“爱人若爱其身”。有一面通往监室的墙,用三十多种字体写了“爱”,拼成一个巨大的爱心。

  女警们能说上来每个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龄、家庭成员,有个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,刚生下来两天就把孩子丢到外面,最后孩子死了,她被定了故意杀人罪,送到看守所里的时候还没出月子,民警给她准备了红糖、红枣,每天有鸡蛋汤喝。

  在看守所里,在押者在极度的恐惧情况下容易生病,感冒、发烧、心慌。有的在押人员不愿意配合治疗,“治不治也没什么意义了”。管教像哄孩子一样劝说他们,在法律上,死刑复核还未通过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。去年,看守所关押了几个在押人员,向管教反映没有书看。每个季度,在押人员还有一次买书的机会,可以自己从送来的书单里勾选书目。

  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,流程复杂,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长达数年。按照规定,民警需要对重刑犯进行每月至少两次的谈话,这意味着每个死刑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,从入所,到判决、执行死刑,管教民警要进行一百多次谈话,杨旭东觉得,对他们甚至比自己的儿子都关心。

  生的希望

  死刑犯最难管理的是,他们已经失去生的希望了。李红劝他们,法律没有最后裁定,就还有希望。

  有个女性在押人员,因为贩毒进了看守所,自认为不严重,几年就能出去。一审开庭后,判了死刑,她接受不了,一下子垮了,从法庭送回来的时候垂着头,步子缓慢,别人叫她也没反应。

  李红每天去看看她,监室里,大家都在看书,只有她坐在监室内一动不动。李红找她谈话,坐在椅子上,她耷拉着头,只愿意“嗯”几声。李红着急,担心她寻短见。最后从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那里得知,她经常提到自己的小儿子。李红找了她的丈夫,小儿子还不会写字,给她在纸上画了一幅全家福,送到看守所,她笑了。

  李红顺势劝她,要想想自己的小儿子,积极改造,主动立功,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

  投送监狱的时候,在押人员往往会感谢自己的管教。各个监区各有分别,刚入所进入过渡监区,而根据疾病情况或身体状况,有专门的艾滋病监区,等判决下来、还未进入监狱前,有已决监区。所以,在押人员往往待过多个监区,由不同民警管理过。在送往监狱时,会挨个叫出来民警的名字,对他们表示感谢。

  李红希望,自己是真的能帮到她们。她记得一个贩毒的女人王琪(化名),被抓住的时候,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线。李红带着民警、还有她的律师轮番劝她,劝了两个多月,从她的男朋友谈起,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经历,王琪表现得也挺配合,什么都愿意聊,唯独问到案情,低着头不说话。

  后来,李红打听到,女孩家庭环境复杂,小时候,被父母送了人,由养父母带大。李红找到了她的养父母,拿了几张她小时候的照片。李红告诉王琪,她被捕后,养母生了场病,每天哭着说想她。看到照片,王琪哭了。

  当天晚上检查监室的时候,王琪主动向李红报告,愿意揭发自己的上下线。

  因为立功,王琪从死刑改判为死缓。

  按照法律规定,死刑犯需要戴着铁质脚镣,宣布改判那天,李红带着另一个民警,把王琪的脚镣卸掉了。

  李红觉得自己像老师,“管的是特殊的学生,表现好我们要表扬,表现差也要严格惩罚。”

  “如果有来生,我一定不会去犯罪”

  判决后,死刑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,但要到哪一天被执行死刑,就连看守所民警也得当天才知道。

  死刑犯执行当天,杨旭东早上到了看守所,一旦收到通知,等法警到来后,一起去监区“提人”。押解警车有面包车大小,看起来庄重、严肃,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。

 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员更敏感,民警忽然对他态度变好了、变差了,哪天多看了他一眼,都很紧张。曾经有个生了病的重刑犯,为了他的身体好,民警经看守所所长审批同意给他加一个鸡蛋,结果他看着鸡蛋不愿意吃,哭着问,“是准备送我上路了吗?”

  有个死刑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后,心里感到绝望,时常顶撞民警、违反规定,一次,大叫着问民警,“我已经这样了,还要怎么样?”杨旭东找到了他的家人,劝说家人给他写信,还在他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小蛋糕。直到一年后执行,这个死刑犯再也没有违反监室规定。他给杨旭东留了一封信:“谢谢杨管教,如果有来生,我一定不会去犯罪。”

  在看守所里,民警扮演着家长的角色。艾滋病监区的在押人员给杨旭东起外号叫“杨妈妈”,另一位姓钱的民警是“钱嬷嬷”,曾经,有个年轻的重刑犯持续不听管教,杨旭东辗转找到了他的母亲,进入看守所以后,母亲不愿意再见他。

  杨旭东把其母说动了,两个人见了一面,从此那个小伙子愿意听话了。

  杨旭东和同事们管理的在押人员里,有部分是年轻人。谈话的时候,张军发现,他们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。杨旭东记得一个因为抢劫入狱的年轻人张欢(化名),在看守所的三年时间里,疼爱他的姥姥、姥爷相继去世,杨旭东给他的妈妈打电话,希望能来看看他,让他对生命重燃希望。

 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贵的东西,民警们鼓励家人多来看望在押人员,李红发现,有在押人员收到了家里送来的衣服会开心,连续几天都表现得积极主动。

  张欢被带离监室的时候是个冬天,杨旭东听到消息跑过去,看到了押解警车前的张欢,张欢眼眶红了,离着杨旭东几米远,喊着请求他,“如果我以后能有个坟,希望杨队有空来看看我。”

  那是杨旭东和张欢的最后一面。

  人生终点,法律裁定

  “整个法律有诉讼过程,我们要保证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不出问题。”杨旭东说,五年前,他遇到过一位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洪方(化名),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时,前来对接的民警提醒杨旭东:“这人身体不好,之前住院时企图挟持护士,你们当心点。”

  洪方是艾滋病人,杨旭东第一次去到艾滋病监区,身上穿防护服、手上戴一次性手套,监室里的在押人员不愿意理他,低着头没人说话。两个多月时间里,艾滋病监区成了最难管理的。为了拉近和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关系,民警们开了个会,决定要从心里放下对艾滋病的恐惧,要“零距离”管理,亲手给他们剪指甲、理发,每天进监室里面对面谈话。

  此后,他们脱了防护服,只戴着手套进监区。

  用了一年时间,杨旭东干脆把手套脱了,现在,进艾滋病监区和进别的监区没什么两样。

  2018年,因为艾滋病并发症,洪方被查出肝功能异常,住了好几次院。

  每一次洪方就医回来,杨旭东都会去看看他——脸色越来越黑,瘦了,脸上能看出来骨骼的形状,连吃饭也变少了。但是,“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,只要他的死刑复核程序还没下来,他就是个病人,必须全力给他治病。”生病以后,民警围着他跑。一个司机,一个保安,加上至少三个民警轮班看护,从早到晚。

  最后,洪方在HIV病毒终结他的生命之前,被依法执行死刑,他的人生终点是法律裁定的。

  杨旭东记得一位在看守所待了六年的毒贩陈凯(化名),他的案件证据确凿,他却坚持不肯认罪,一审判决死刑后,陈凯不愿意接受,一直坚持上诉,直到案件由高级法院发回重审。

  陈凯在押的时间里,杨旭东和他谈话上百次,“比我跟我儿子聊得都多”。陈凯在监室里表现得规规矩矩,杨旭东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时候能看见他。突然,重审结果下来了,依旧是死刑。

  执行死刑当天,杨旭东接到通知,去监室看了陈凯最后一眼。他刚吃过早饭,像往常一样,盘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杨旭东走到门口,透过铁门,陈凯抬头看了看他,又低下了头。

  脚镣碰在地上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了。

  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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